1969年10月，川北山乡略显萧索。一天下午，位于318国道边的南充县五龙场（时为礼乐公社）出现一乘滑竿，上面坐着慈眉善目、美髯飘飘的老者，他就是73岁的著名大学问家任乃强先生。老先生从成都乘车，下午到五龙场下车，两个侄儿带着滑竿来接幺爸回乡下。滑竿路过双桂乡（时为南充县坚强公社）十二大队大队长家门口，老者叫“停一下”，然后下来步入屋内，将成都市“人保组”一纸紧急疏散令递给大队长过目，也算是报到。自此，任乃强先生开启了“文革”动乱时期七个年头的回乡蛰居生活。

任乃强先生石室旧居已挂牌保护

　　老先生或许想不到，1975年6月再回成都定居时已是八十老翁；他可能更没想到，自己还有一段“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灿烂岁月，也是学术成果丰硕、绽放生命光彩的岁月！

秋风故里

　　1969年是不少中国人内心忐忑的年份：“文革”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各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人们不知这场运动什么时候到头。大中专院校学生被分配到工厂、农场、军营接受再教育，也接受命运的考验；中学生到农村当知青，普遍对前途一片迷茫；大批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进入“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这一年还发生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战争气氛骤然弥漫开来。根据统一部署，一个个老帅及共和国元勋被紧急疏散到全国各地。大城市里一些在运动中接受审查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也属疏散对象，他们自找去路，到各地城镇乡村暂时安置。老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经申请批准，疏散回到阔别数十载的川北山乡老家。

　　家乡山水依稀可辨，令人倍感亲切，但贫穷落后面貌也触目可见，人们缺吃少穿，收入微薄，在困苦中度日。

　　不过，山村也有山村的好处，比如，基层组织比较健全，社会秩序尚属安定，人际关系还比较平和，没有造反派组织活动。老先生可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龙归石室

　　老先生回乡初期，与五个成年侄子（两年后老四重病去世）挤住在破旧的老屋里。对于农村艰苦的生活条件，老先生似乎并不意外，因为他与家乡时有书信联系，但逼仄又不安静的居住空间，对读书、写作、学术研究十分不利。于是，同住了两三个月后，他就在老家周边到处观察，在他读书发蒙的古老寺院——龙归院下面觅得一处岩腔，打算在这里建造石室。

　　龙归院之名源于民间传说：站在宝积山四望，周边山峦层叠，蜿蜒盘曲，犹如九龙归宗。地方史志记载，历史上此处依山筑垒，建成寨堡普安塞，核心区宝积山建一禅院龙归院，明万历与清康熙时曾重建或增建。

　　老先生看中的岩腔就像鲶鱼的大嘴巴，位于下路湾（后改名夏乐湾）撮箕形山沟沟底部半山腰，前面两侧是丘山，两山下面是沟田，沟外有西河支流流过。夏天东南风从沟口吹进来，给石室带来清凉；冬天西北风被后山所挡，石室不至于北风扫堂。石室建成后，屋前种下竹树，四季绿意盎然。

　　1970年春节后，老先生拿出有限的积蓄，让两个年轻侄儿及近邻庞氏两兄弟出力帮忙，打石砌屋。石室面积不大，但功能区分明确，共三室一厨一厕（包括猪圈），内侧利用自然岩壁，不做施工处理。除门窗用了少量木料外，隔墙、床榻、书桌、灶台、水缸、浴缸、米缸（储物缸）皆石材。岩缝深处流出一股清泉，可供生活饮用。按老先生意思，石室东头地面开凿了一口水池，大如一间小屋，深及成人身高，准备用来养鱼养鳖，闲暇之余可享观鱼之乐。窗户安上玻璃以利透光，白天当窗读书、写作、观景，冬日可挡寒风入室。

　　施工前，老先生预付了部分原材料款及工钱，按施工阶段性进度小结。石室修到中途没钱了，老先生专门回了一趟成都筹款，然后进行第二阶段施工。每天给做工的人发放二元三毛工钱加生活费。当时农村实行集体劳动，家乡生产队每个标准劳动日值三毛七分。笔者在县直部门工作，同一时期月薪30多元，每天生活费三至四毛，1个月10元左右。老先生的施工管理办法，调动了施工人员积极性，因此造屋进度比较快。

　　石室施工正在进行时，有人议论，现在住岩洞是不是给新社会抹黑啊？公社干部得到反映，让大队支部书记任昌年过问一下。任昌年见了老先生，说：幺公，别人说在岩洞里修房子是给新社会丢脸，你就莫修了，要得不？任昌年参加过抗美援朝，忠厚老实，工作勤恳，人称“四莽子”（方言，形容憨态），他也不恼怒。老先生略一沉吟，把手杖在地上轻轻顿了顿，说：四莽子，未必你不懂吗？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得嘛！城里到处挖防空洞，我住岩洞为什么不可以？任昌年听了，什么话也没说，给老先生打了个招呼：幺公，我走了哈。此后，建造石室之事再没人说什么，上面也不过问。

任乃强先生石室旧居全貌

雪中送炭

　　1972年10月，距老先生石室十多里的南充县中和公社梅垭场天宫山（小地名）发现一座崖墓。考古发掘引来了县文化馆党员干部王积厚，县里还邀请省博物馆考古专家王嘉佑（老先生学生）、刘磐石参与。王积厚久仰老先生大名，心怀崇敬之情前去请教，得到许多专业方面的指导。崖墓初步判定为新莽至东汉时期墓葬就是老先生的明断。那些日子，省、县三人借住老先生石室，朝夕相处，随时交流。王家佑、刘磐石根据老先生提示，回到成都后，在他家里查阅尚未出版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手稿本，确认崖墓断代无误。

　　王积厚先生在考古发掘现场工作期间，较多时间住在老先生石室，目的是随时汇报发掘现场情况，直接聆听老先生指导。一次，应王积厚之请，老先生坐着滑竿考察现场，引来四里八沟成群结队的村民追随、围观。老先生在一座大院下了滑竿，大院子立马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就为了争相一睹博古通今的高人，热烈场面在山村可谓空前。

　　频繁的工作接触，使王积厚这个年轻人，考古生手，与老先生结成忘年之交；王积厚后来成为地方文博与考古事业的优秀人才，与老先生相识有着直接缘分。

　　王积厚亲眼得见老先生久居偏远乡村，生活上存在诸多困难与不便，比如：煮饭的燃料奇缺，农村家庭每月按斤数配给煤炭，乡下连引火柴都难找到。日常生活物资如猪肉、煤油（农村无电）供应俱无着落，有的则要非常费事地从成都家中带来。当时城镇居民各种生活物资凭票供应，凭着一腔热情和熟稔的人脉关系，王积厚游说西兴区（公所）领导同意，开了一纸证明到区食品站、煤站等单位办理了物资供应票证。老先生在石室煮饭，从此用上了蜂窝煤。

　　采买日常生活物资由老先生出钱，两个侄子跑路，保障老先生最低生活所需。从石室出发，到附近双桂、五龙、中和公社距离差不多，三个公社一些营业员认识两兄弟后，知道他们是替老先生办事，多以适当通融的方式给予照顾。

　　当时家乡农民的常年生活很清苦，“瓜菜代”为饮食特色，老先生也不例外。四季三餐多数时候是红苕、南瓜稀饭，米少苕多；根据季节时令，稀饭里面还掺上苕叶或干青菜。农忙时吃干饭，也掺上很多红苕、南瓜。多数时候饭桌上就一碗泡菜下饭，肉食极少。老先生喜食猪足炖猪肚，食品点的屠工师傅有时照顾老先生，给他留着，买肉时可以比肉票多买一点。老先生晚上节食，只吃简餐或零食。

　　时光流淌了半个世纪，老先生之子，著名藏学家，四川省社科院杰出学术专家任新建先生，提起王积厚和诸多帮助过父亲的人还心存感激。是啊，一个人身处逆境之中，特别能体会雪中送炭是多么宝贵！当时社会上极左思潮泛滥，以老先生的尴尬身份，党员干部揽下这些分外之事，既有挨批判的风险，也要兼具良好的人格人性人品。真是境遇检验人啊！

　　前不久，笔者看望92岁、已接近失忆失听的王积厚先生，许多事情他已不记得，但一提及任乃强老先生立即来了精神，大声说：任乃强嘛！了不起，了不起！我们考古……

参加会议人员参观任乃强先生石室旧居

君子之交

　　任乃强先生一生交游甚广，阅人无数，和许多人结下深厚友情，任子勋（又作任梓勋）先生是其中之一（详见《任乃强全集》第十三卷《筱庄笔记：回忆录》第三十五节《整顿省三中》）。

　　任子勋，原南充县人，1897年生，比任乃强先生小3岁。两人同宗同辈，友情亲情绵延半个多世纪，始终秉持君子之交的真谛，“以至诚为道”，患难时不卖友、不添祸，顺利时不结党、不营私。

　　任子勋1920年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英文部毕业，1922年北师大教育研究班毕业。任乃强先生1935年就职省三中（江安中学）校长，延聘任子勋先生任教务主任。二人公道办事，言出必行，周密协调，团结同事，爱护学生，不到一年，将一度校风糜烂、学风不正的省三中整顿一新，获得社会、家长、学界一致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工作地域与工作岗位不同，境遇殊异，个人交往已不甚方便，但互相敬重、惺惺相惜则一生不曾改变。任乃强先生数十年坎坷不断，直到晚年才心无挂碍，迎来曙光，政治上获得平等对待，学术上硕果累累。任子勋先生直到“文革”前都比较顺利，长期担任南充师范学校副校长，作为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受到重用；“文革”一来，被关押审查一年多，肉体与精神遭受摧残。关押期间，有关部门勒令任子勋先生写了大量交代材料，笔者从他儿子手中得到一部分，比如，1967年11月10日写的《我的交代材料》，篇幅长约5万字。我们阅读任乃强先生回忆录，里面多处提到他与任子勋先生的交集，但任子勋先生的交代材料却没有一处提及任乃强先生。起初我不理解为何，仔细思考后才恍然明白，这是对朋友故交的一种爱护啊！

　　任子勋先生被解除关押审查后第二天，顾不得亲人团聚、朋友相会，立马到乡下看望任乃强先生。任子勋先生来时，把家人平时舍不得吃的一小罐化猪油也带了来。任先生在五龙场下车，一路上问路到了任乃强先生居住的石室，到达时已近黄昏。二人见面仿若隔世，喜出望外，无比感慨与激动。没有酒菜招待脱离苦海的宗亲好友，二人却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好像要把几十年没说的话都倾吐出来。不眠之夜，想起玩一把长牌（又叫纸牌），二人喜好“打乱戳”，这种玩法本是三人各显牌技，但他们是玩牌高手，两人也可以玩得不亦乐乎，耄耋之年的他们居然玩了一个通宵。东方既白，二人走出石室，看晨曦初露，大地醒来。

　　这一次，任子勋先生在石室陪同任乃强先生住了好几天，这是他们共同的欢乐时光。离开时，两位老先生依依惜别，任乃强先生吩咐两个侄儿用滑竿把任子勋先生抬到五龙场，然后乘车返回南充城区。

谐趣老翁

　　任乃强先生1969年10月布衣还乡，离开“文革”斗争的漩涡，与故乡山水、乡亲打成一片，感觉精神压力小了许多，身边环境平静了许多，心情也好了许多。虽然生活一直比较艰苦，也看不到出路何在，但老先生睿智、豁达、乐观、幽默的天性总是不自觉流露出来。

　　老先生刚回乡时，许多后生不认识、不了解他，人们都客客气气、敬而远之；偏偏有小孩子少不更事，看到山村旮旯出现这么一个活神仙似的老翁，出于调皮的本性，远远喊一声“任筱庄，任筱庄”，然后转身跑开。遇到这样的情形，老先生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笑眯眯地答一声“呃”！有时还给小孩子招招手，再慢慢走开。这样的事情被村小老师知道了，老师郑重地告诫学生们，直呼老先生大名是不礼貌的，是冒犯尊长的，这种情形也就消失了。毕竟农村孩子天性是淳朴的。

　　老先生居住的石室离龙归院村小很近，出门上坡一小段路就到了。每逢周六下午，老先生喜欢和村小老师打打纸牌以消遣，慢慢地成了一种默契。周六下午要放学了，老先生差不多准时到来，有学生赶紧把一张小课桌和板凳摆到屋檐下，老师和乡邻坐下来陪老先生打牌，一些人则围成一圈看热闹，这成了文化生活贫乏的山村乐事。

　　老先生喜爱孩子，熟悉了以后，一些孩子会不请自来，三三两两到老先生石室外偷看。有时候老先生聚精会神读书、写字，不经意间抬起头来，发现几个小脑袋挂在窗子外面，老先生乐了，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小孩们则一阵哄笑。有时候老先生借机休息一下脑子，走出石室和孩子们说上几句话，或掏出衣服口袋里的花生、水果糖，一人分尝一点，孩子们总是高高兴兴离开。

　　有时候，老先生给孩子们变魔术，一会儿手帕变成一只老鼠，一会儿变出一只小鸟，逗得孩子们瞪大双眼，又兴奋又好奇。

　　当时正是八个样板戏占领城乡文艺舞台时期，地方文艺团体被视为“文艺黑线”把持的工具，较长一段时间不能演戏，演职人员被遣散或下放劳动。某川剧团本是享誉城乡的专业剧团，这时遇到同样命运，集体下放劳动锻炼。一天，山路上走来一队男男女女，他们找到老先生住处，进屋就七嘴八舌，有的打招呼，有的问好，冷清的石室顿时热闹起来。老先生顺手拿出他创作的川剧剧本《初出祁山》，演员们立马兴奋起来，围成一堆，从一句句试唱到有板有眼的表演唱。一时间石室仿若舞台，引来生产队社员们围观。

　　老先生回乡日久，人们茶余饭后关于他的传说越来越多，特别是天宫山崖墓考古发掘后，远近的乡亲们更将他越传越神奇。有说他能打卦占卜测吉凶，有说他能看风水测阴地保佑后人大富大贵，尤其传说他与冯端公斗法，打破端公蛊毒之术，神奇又曲折，流传了许久。

血浓于水

　　1969年10月任乃强先生回乡时，五个侄子都住在老屋里头（老四早逝），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20多岁。由于家庭地主成分，家境十分贫穷，五兄弟都是光棍。石室建好后，老先生叫两个年轻侄儿与他同住，老屋住另外两兄弟，这样，大家的居住条件都有了改善。

　　老先生不仅对侄子们尽力关心照顾，更多的还是言传身教，严格要求。

　　侄子们帮老人家采买生活物资，每一回都要把账目算得一清二楚，一角一分不差。老先生说，你们赶场买东西，如果吃了、花了，实说就对了，我是要认账的，不说实话我不允许。

　　老先生回乡时间一长，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天宫山崖墓发掘，老先生更是声名大振。侄子们到附近几个公社采买吃的、用的紧俏物资，营业员给予关照。老先生知道后，内心感觉不安，生怕侄子们滥用这种信任，于是代口信给各营业点，他要买什么、买多少，必须见他亲笔条子才能卖。老先生说，这样的关照自己要适可而止，不能把影响搞坏了。

　　正是在任乃强先生疏散回乡的数年间，四个侄子陆续解决了结婚成家的老大难问题，老先生自然深感欣慰。老先生对侄子们大体做到了一视同仁，每人结婚时赠送一笔定娉礼金，当时算是一份厚礼，结婚后侄媳头一回回娘家赠给回门礼金。每谈及此，健在的侄子及晚辈都心存感激。

　　1975年夏天，老先生离开老家石室回成都定居，仍然关心着两个最年轻的侄子，他们不能继续住石室。在农民的固有意识中，住岩洞的是两种人：一是讨口叫化的，二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老先生在成都凑集了500元人民币，又安排儿子任新建从甘孜州买回一卡车木料，让他们自己修建房屋，建成四排三间两头加拖水的新房，两兄弟各居一半。这在当时本地农村属于中等偏上的居住条件，结婚成家也就顺利解决了。

　　侄子们内心最为敬佩的是，老人家不管在任何处境下都心存大义、性情耿介、心胸坦荡、黑白分明，凡事以身作则、正派为人，容不得半点苟且。这些方面，深深影响了任氏子侄和他们后辈。

魂兮归兮

　　老先生蛰居家乡石室七个年头，七年，对于来日方长的年轻人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年逾古稀的他来说，则是人生意义的分野之际；可能是攀登学术巅峰的黄金岁月，也可能是夕阳西下、落日余晖的黯淡时刻；时不我待，稍纵即逝。身处特殊年代、特殊环境，老先生没有一刻虚掷光阴，而是以“老牛自知夕阳短，无需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在石室里努力著述，笔耕不辍，开辟学术研究新天地。

　　《诗经》传世两千多年，诠释、注疏、考据、探索其奥义的著作汗牛充栋。蛰居石室期间，老先生独辟蹊径，殚精竭虑完成了《诗经》研究与诠释的新作、力作《周诗新诠》。该书80万字，篇帙浩繁，宏富巨构；旁征博引集采众家之长，探索新意独具匠心所在，将《诗经》研究推向新的深度与广度，为《诗经》研究百花园增添了一枝旖旎的奇葩。

　　过了好些年，《周诗新诠》已出版发行、广受好评，老先生的得意门生，杰出的文博专家魏学锋先生问过他一个问题：古往今来那么多人研究《诗经》，出了无数巅峰成果，为何你要步他们后尘去研究《诗经》？老先生笑答：前人研究《诗经》，都是读更前人的著述，研究成果固然难以超越，但《诗经》里面那么多名物，包括植物、动物，许多尚未深入考究，进一步就涉及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许多方面，多少人能够穷根究底呢？我是学农的，农学家；我也是搞民族研究的，少数民族中保留着许多在中原早已消失的风俗文化，正好探寻《诗经》中那些“风”的原义，即孔子所说的“礼失而求之于野”。这些学问，正好新解《诗经》啊！魏学锋先生顿觉豁然！今天看来，魏先生无疑提了一个醒世之问，替我们找到了检索《周诗新诠》的一把钥匙。

　　《周诗新铨》是老先生蛰居家乡石室期间完成的最重要学术著作，是他平生学术成就的高峰之一。此外，他还创作了新编川剧历史剧《初出祁山》《再出祁山》等，一直写到了四出祁山。老先生还撰写了大量笔记、随笔，校勘了部分旧作，调查记录了地方掌故……这一时期，老先生为我们留下约百万字高水平著作。他的所有著作，是留在大地上的丰碑，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根据老先生生前安排，他将出版《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书（获得国家图书奖）所得8000元稿费，捐出3000元给家乡学校设立奖学金，以每年利息奖励考取上一级学校的优秀学生。老先生时常教诲晚辈的一句话是：“我是读书改变了命运的，你们也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1989年3月30日，任乃强先生走完了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享年96岁。四川大学为他筑墓，给予他崇高评价。四川大学和南充县共同举办了庄重的骨灰安放仪式。根据老先生遗愿，他的骨灰盒嵌进他居住过的石室一侧，不占一寸土地，却与故乡大地母亲紧紧依偎在一起，长眠于斯。

根据任乃强先生遗愿，四川大学在先生石室旧居一侧筑墓。

　　任乃强先生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

       附注：任乃强，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对提供素材的诸位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