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总结精炼，视野广阔。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国文化传播四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我们不但要分辨清楚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更要清晰认识到文化发展及文明传播与文化土壤之间的关系。着名文化学者、西南财经大学流通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何大新的新着《文化土壤论》，目前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系统研究文化的表现形式、文明的发源地、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和联系、文化发展及文明传播与文化土壤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是如何影响人、文明如何传承的着作，肯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文化复兴，而文化土壤则是生成各种文化形态的条件、要素和“养分”的母体。这是何大新花费数十年心血的扛鼎之作，历经十年修改创作、三年艰苦编审终成，颇具学术价值。

文化、文明与文化土壤。

“文化”一词在中古汉语中就已经出现。何大新说，文化是“文”和“化”的组合。“‘文’是文化内容，是发动机；‘化’是影响过程，是表现形式，是影响半径。”（摘自何大新《文化土壤论》，下同）他将文化分成三个层次：生存文化、社会文化、意识文化。生存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映象，它的基本特征与人类生存环境关系很大；社会文化是在生存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表现人、表现人性、表现人所在社会的客观状态为主题；意识文化是人脑中升华的东西，即意识形态，看不见摸不着，标志着文化的高度。“三个层次的文化几乎具有同样的分量，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它们相互影响、彼此互生。

文化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吃穿住行、风俗习惯等涉及政治、经济等方面所有精神活动及其产品都是文化。它的重要意义“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高度”，体现着“国家的品质、民族的性格和国民的素质”。

文化产生的重要标志是语言的出现。文化出现之前，文明已经存在。“文明是某一区域内一个群体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文化发展状态的总括。”“文明说的是历史的进程，文化讲的是历史的质量。”

人类诞生需要特定的环境，人类社会进步需要相应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文化土壤。“文化土壤是生成文化的‘根’，有什么样的文化，就能‘化’出什么样的人。”何大新在《文化土壤论》中指出：“先有文化土壤，后有文化；某种文化产生后，又成为催生新文化的土壤。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不同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基因就会生成什么样的文化形态。”

何大新纵古论今，横贯中外，用理论和实践知识作支撑，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文化形态和文化根源，剖析“文化土壤”概念，指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是动物，是由古猿演化而来的高级动物；而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人是植物，是从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

“文化土壤的质量直接决定一个国家文化的质量。在世界近现代史和当代史上，西方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源于其文化土壤中的优良养分；其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源于其文化土壤中的腐朽因子。”何大新说，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得益于其土壤中的优良成分；之所以遭遇挫折，则源于其落后的成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坚守自身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吸取了世界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爆发出来的力量有目共睹。不同国家、民族、国际组织或集团之间的竞争和较量，本质上都是文化土壤质量的竞争和较量。从长远来看，文化土壤优良的一方最终会赢得胜利。

如何改变文化土壤。

世界因为多种原因发展并不均衡，每种文化的延伸和发展，都带有自己的目的与欲望。造就不同文明的文化土壤，对世界文明产生不同的影响。改变文化土壤成为推进文化发展及文明传播的重要途径。

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是人在无力对抗自然时产生的美好幻想。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物质的不断丰富，文化土壤也在不断改变。不断改变的文化土壤又不断孕育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改变着人，社会因此不断发展变化。历史发展从“无农不稳”到“无工不富”，再到“无商不活”，直到今天的“无文不兴”。何大新说：“一个国家或民族要繁荣昌盛，从根本上说先要发展文化和教育。”发展文化和教育的目的，自然是以强国富民为重要目标。

“在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历史”，是“某些人‘看重历史’并非看重历史本身，而只是看重自己的历史观，试图以历史为论据去装扮自己的观点。”正确的历史观才能培育出具有正确认知的人，有正确认知的人才能造就正常的文化土壤。

改良文化土壤首先要“自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才能“自强”；自己强大起来，才能“自信”。如何“自知”？从了解自己的历史开始。

影响一个人的因素，有地理环境，有个人能力，还有性格行为。个人是家族的分子，源自家族的影响较大。家族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的传承是文化的传承。无论什么样的家族，都会在千百年之后与其他家族相互融合，更加广泛地影响社会。个人作为家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素质决定家族未来的发展，个人素质也就深刻影响社会整体。《曾国藩家书》因为涵盖修身养性、如何做人做事，传递勤俭、好学、睦邻、明理等普世价值观，使曾氏家族数百年来人才辈出，对后世影响至深。改变文化土壤，从改变人开始；改变了人，也就改变了文化土壤；改变了文化土壤，自然也就影响了人。

世上没有单一来源的文化，也鲜有单一血缘的民族。《文化土壤论》从人类发展的高度，解读文化土壤如何培育出有利于人类向上、向善发展的人才，这是超越了家族、种族、民族，给全人类撰写的“世界家书”。

何大新认为，中华文化土壤并不完美，需要“择其善者而用之，辨其旧者、劣者而弃之”。中华文明延续了数千年，中华文化具有优良基因，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不足。坚守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核，处变不惊；学习世界优秀文化，理性分辨，平等对视，创造创新，不断改良。从影响一个人，到影响一群人、一个区域的人，逐渐影响一个民族的人、一个国家的人。文化土壤逐步改变，人也在不断改变；人的改变，也影响到文化土壤的改变。

《文化土壤论》的学术价值。

《文化土壤论》系统阐释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精心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中提炼出精髓，理清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坐标。它是中国人了解世界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这是这部作品颇为明显的文化价值。

了解人类文化发展史，小到可以有机调整个人人生前进方向，减少取得成功的障碍；大到可以利用自己的成功，去影响更多的人，为振兴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这是这部作品的现实使用价值。

这部作品还具有警世作用。何大新说：“中国人既不能唯西为上，也不能畏西如虎。要认真研究和学习西方人的做法，虚心接受他人的优点和长外，但不能简单盲目听信西方人的说教。”“进一步在解放思想、教育提质增效、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持久发力，才能推动中华文化登上新台阶。”

如此清醒的头脑，如此清晰的认识，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思考习惯使然，也是中华民族希翼世界和谐共生、人类和平发展闪耀出的思想之光，亦是这部《文化土壤论》面世后显示出的思想价值。

《文化土壤论》纵横中外，贯穿古今，对世界乃至中国的主要发展阶段均有明晰的剖析、点评，其对老子、孔子、秦始皇等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同凡响；怎样看待秦朝、隋朝、清朝等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作者亦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见解，例如秦始皇修长城和郑和下西洋不去占领别国领土的思想基础是农耕文明的守土意识等。这是该书的史学价值。

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看待历史、分析历史，看待世界、分析世界。书中写道：追求和探索事物的真相和客观规律是人类进入高级阶段之后形成的本能。产生不同哲学的文化土壤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生存环境。欧洲古典哲学的思维特点是“推”，推理求证，从已知推未知，而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思维特征是“演”，循序渐进，探索规律和事物本质。中国哲学需要增添新的内涵，最主要的是逻辑思维，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土壤中最应充实的基因。逻辑思维是在新一轮历史进步中产生理性、产生科学、产生创新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书中的一些金句证明充满了哲学思辨，如“深谙平凡之道者，成功率远远高于那些天天追求卓越的人”“文明说的是历史的进程，文化讲的是历史的质量”“‘我们’并不是原来的‘我们’，‘我们’是在数千年里融合了多种血缘、多种文化后的‘我们’”等等，均为思辨的结晶。

何大新认为：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客观。然而，在不同的主观中会有不同的“客观”。我们的“主观”究竟怎样认识“客观”呢？关键在于采取理性的态度和采用科学的方法，调整“主观”。以上为《文化土壤论》的哲学价值。

《文化土壤论》纵横捭阖，并具有全球视野。作者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首次提出：人类文化的最高点是保护地球。书中表述道：“地球一旦损坏，食物、动物，哲学、文化，什么都没有了，甚至，连‘我们’也不会存在了。”“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保护地球”应当成为世界各种文化的一项共同基因。”“生态优先的重要原则在于发展与保护发生矛盾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发展慢了，以后还有机会赶上；错过了这班车，后边还会有班车来。而一旦生存环境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就万劫不复了。”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创新点。

《文化土壤论》里讲述了许多深奥复杂的多学科专业知识，但作者通过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文字表达出来，活泼生动，金句迭出，常常引人入胜。作者还采用较为高超的手法，在一些概念的论述上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这是这部作品具有的文学价值。

《文化土壤论》上篇（共8讲）从“纵”的角度谈论文化、世界主要文化圈、中华文化形成的土壤特征，以及文化和文明的碰撞、困惑、发展趋势、保护与共存问题。下篇（共16讲）则从“横”的角度论述文化土壤与各种文化形态与社会重大领域之间的关系，公正客观地评价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价值、影响，并对应该如何矫正缺陷和良性发展指出了方向。这是这部作品的专业价值。

可以说，只要认真读过这部字数近38万字的巨着，就可以使读者快速了解古今中外人类发展历史的主线，端正对不同历史文化的清醒评价，并对文化土壤生成各种文化形态的过程有个大致了解，对人类文化未来发展趋势充满信心。正如学者胡孝汉先生所言：这部《文化土壤论》，将会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作者简介：冯俊龙，男，汉族，1970年代出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历史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创作。近年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四川日报》《同舟共进》《文史天地》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中外文摘》等刊物转载。新华网、人民网、中国军网、中国作家网等多次转发其作品和评论。